近日，浙江省第二十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获奖名单揭晓，我院王小盾教授的论文《中国多声音乐的早期历程》获批基础理论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张真副教授的著作《近代日本中国俗文学研究史论》获批基础理论研究优秀成果青年奖。

       据悉，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为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类成果最高奖，是检阅、展示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成果的重要平台。优秀成果奖每两年评选一次，列入省人民政府表彰项目，获奖成果由省人民政府颁发证书并给予奖励。

《中国多声音乐的早期历程》

这是一篇三万多字的长文，发表于《中国音乐学》2022年第1期。

它所讨论的“多声音乐”，是同“单声音乐”相对待的概念，指不止依靠单一旋律，而是由至少两个纵向结合的声部共同完成的音乐。通常认为多声音乐是西方音乐中的一种较高级的音乐形式，相比之下，中国传统音乐比较落后，以单声为特点。

本文用充分证据否定了以上观点，认为中国不仅存在多声音乐，而且其早期音乐的主要形态就是多声音乐。这是因为：人是在和大自然相互作用的过程中认知和使用声音的，而大自然中并无纯粹的单声，人所能模仿的只有多声。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中国是否存在多声音乐，而在于中国音乐为何会从以多声为主而转变为以单声为主。

本文对以上问题作出解答，认为史前中国音乐经历了“风”“律”“音”“乐”四个阶段。在“风”的阶段，人们通过模仿风声和鸟声，进行“大混唱”而建立了多声音乐。后来为适应农业文明的发展，经历了两个崇尚单音的阶段：一是“律”的阶段，亦即用律器测量不同月节阴阳之声的消长而创制十二律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人们只关注音高。二是“音”的阶段，也就是据律音来制曲，并通过独唱发展单声音乐，创制“五音”的阶段。接下来是混用单声音乐、多声音乐的阶段，即“乐”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人们把音乐和祭祀礼仪结合起来，建立了“合声”、“合吹”、“大合乐”等多声形态。《管子》所谓“一者本也，二者器也，三者充也，治者四也”，便是对“风”“律”“音”“乐”四者之递进关系的概括。

本文通过对多声音乐早期历程的研究，不仅清晰地描写了中国音乐的史前史，而且对先秦乐学的特质及其理论作出重新解释。比如，认为中国音乐理论特质的形成，乃由于四个阶段音乐形态的相互作用。这特质有三个表现：一是强调与大自然相协调，而主张避免过激、过强；二是重视天文历法，而忽略艺术提高；三是关注音之间的神秘关系，主要表达音高的配合，而不是声部的配合。又如认为早期中国音乐有三个典型：一是以“和”为核心的音乐理论，二是以笙为代表的多声乐器，三是以“相和”为常见方式的民间集体歌唱。这三者的产生与发展证明：多声音乐是中国音乐史上的重要存在；中国音乐思想以多声思维为底色；应该从文化功能角度和雅、俗关系相互转变的角度，来理解中国音乐史的发展。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同很多音乐学研究者作过讨论。其中有本校音乐学院的张寅教授和陈其射教授。

《近代日本中国俗文学研究史论》

作为日本汉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中国俗文学研究取得了较多的成就，但中国学界对其成就关注和再研究则少得多，且较为零碎而不成系统，无法厘清其自身的发展脉络与学术规律。目前为止，尚未见有关中国古代俗文学在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的传播与接受的专题研究。本书以第一手资料为基础，改变孤立的个案研究或简单的介绍，将近代日本中国俗文学研究置于整个学术进程中。从明治维新以前中国俗文学在日本的传播与接受情况到西学的介入与日本近代学术转型，由此可以明了日本近代汉学与传统汉学的异同。日本中国俗文学研究也是世界汉学的一部分，其研究的发生、发展都应该纳入国际视野，因此，还探讨了日本与欧洲在该领域研究的异同以及中日学界的联系与相互影响。在厘清史的脉络的基础上，再以日本东西两京的中国俗文学研究为支点，生发到两京之外、乃至日本之外的研究及其相互之间的联系与竞争，从而由一条“研究史”扩展为一张“研究网”，以论证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俗文学研究在日本汉学史乃至国际汉学史上的地位与意义。

本书主要从近代日本中国俗文学学科的生成背景、早稻田大学与中国俗文学学科的初创、近代日本中国俗文学研究重要学派、中国俗文学重要问题研究举隅等方面着手，对近代日本中国俗文学研究作系统梳理和研究，并编制《近代日本中国俗文学研究大事编年》《近代日本中国俗文学研究著述目录》等，对学界多有参考之用。